贾康：以短期政策发力衔接中长期改革攻坚

专题：2024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

　　2024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10月26日举行。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贾康：尊敬的到会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在今天会上做一个《以短期政策发力衔接中长期改革攻坚》为题的发言。我想向各位汇报三层次的认识。

　　第一，我愿意首先明确表述一下，新近大家关注的政府管理层推出的一揽子增量政策措施，是正视困难、解决问题、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的组合拳式重大部署。

　　我之所以愿意特别强调这一轮增量政策措施的重大意义，在于我认为应该看到它是在承前启后、以短期衔接中长期把我们国家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进而服务于中国“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整个战略实施的爬坡过坎，从而结束2011年以来的下行，以进促稳，这样对接行稳致远。

　　简要勾画一下：我国2010年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当年报的是10.6%的经济增长，此后由于客观、主观的综合原因，我们告别了高速增长阶段，从2011年开始，增速是一路下行的。到2019年是6.1%，以后大疫发生，前面的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美中关系交恶与国际上更复杂的百年变局等形成的不良影响，叠加上了疫情冲击，2020-2021年两年，统计局公布的复合增长速度是5.2%，2022年只有3%，后面则有2023年5.2%，两年复合平均增长速度（就是把增长速度的曲线修匀）继续下行，明显下落到只有4.1%出头。

　　但是我也反复强调过，毕竟2023年有契机之年的重要意义，它是同比站在5%以上——这是中高速这个概念的底线水平。我们一定要在2023年的增长态势有向好的表现之后，夯实继续向好的基础。2023年契机之年，就是从2011年以后一路下行过程中间，我们要贯彻中央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指导方针，乘势把当年同比速度水平作为实际工作中要考虑的底线台基（其实也是达到2035年经济总量折为人均要比2020年翻一番的托底保证速度），以后不能再向更低的水平演变。

　　今年，大家都印象深刻，在年初各个方面预测主体都认为中国达不到5%水平的时候，我国两会明确给出年度5%的引导性目标。在一季度，比预期更好达到5.3%，二季度困难因素更明显，落到4.7%，三季度进一步下行，1-9月份合计增长速度是4.8%，而一些影响我们继续向好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所以，中央讲的正视困难，就是问题导向下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力求完成年度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这样的一个年度工作的努力目标，必须要有增量政策措施来加力以求实现。现在，已经体现出决策层指导之下，管理部门配合在一起，有力度、有特定现实意义的增量措施一路展开。这是一个组合拳式重大部署的贯彻，在现实生活中一定产生正面效应，服务的是从短期衔接中长期，贯彻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以求达标。

　　第二层我的认识，是短期政策发力，于问题导向下，相机抉择运用政策工具箱中的可用工具，对其作用结合着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应给予高度肯定。

　　这样的组合拳它是属于快变量，很快就体现出它的效应。我们注意到在9月24号货币政策放大招之后，马上在最敏感的股市产生了显著的效应。其他手段配合下，又在有风向标作用的一线城市，“冰火两重天”格局中的火的一边，也迅速产生了显著效应。比如说广州作为一线城市，它结合着增量政策明确宣布取消住宅行政限购，十一长假期间出现了一般人预料不到的交易爆棚的热烈场景，售楼处晚上无法关门，买主彻夜排队落实交易；这样的效应又迅速传染到还没有完全取消限购的深圳：据报道，深圳十一长假期间售楼的交易成交是翻了四倍以上，50%左右的购房者第一次到售楼处就马上出定金要完成交易。

　　再有的一些可以期待：这套组合拳会比较快地通过其他一系列增量措施，产生多方面的效果。比如会增强银行系统的稳健性，更好支持实体经济；会主要针对地方隐性债，运用我们现在财政方面的特殊安排，以发行超常规模的国债、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等组合在一起形成资金来源来化债，这样就会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和为地方政府纾困，消除隐性债带来的风险因素；还有非常明确的已经由财政部信息发布会给出工作要领的定向扶助弱势群体，支持基层“三保”，支持养老，给助学金加码，这都是改善民生等方面非常务实的措施。再有加大有效投资，会支持就业和优化结构，增强发展后劲--在前面已经有一系列部署的基础之上，现在又非常清晰地给出了管理部门的信息，这方面会有大力度的继续加码，等等。

　　这些我认为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正面效应，已经在发生，值得期待会继续发生。但说到这些还不够全面，我愿意强调的，是特别要说到如下第三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上，我的认识是，这一轮政策发力的快变量，主要是体现为短期行情与景气的效应，而它的关键性作用，是要由此为中长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创造对接条件。我们长久的行稳致远，还要拜“真改革”之功。之所以把现在的政策发力快变量，称之为有关键性的作用，我认为它是要以此服务于现代化中心任务客观需要，来对接好贯彻三中全会的全套战略部署，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克难来解放生产力。这个基本逻辑，自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到现在，我认为是非常简明和清晰的。中国如果实现现代化，最基本的动力机制就是以实质性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在生产力解放的过程中，现在又有明确的跃迁式的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同时我们也知道，改革是慢变量，又是到了改革深水区以后有步履维艰特征的，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改革要破除种种阻碍，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包括社会上已经很长时间存在的“改革综合疲劳症”的不利因素，要在改革上动真格——这样的改革攻坚克难的成功，我觉得正是持久地、根本地打造新质生产力的纲举目张之纲。如果没有改革这样实质性的推进来解放生产力，来跟上这波行情，那么政策效应就难以持久，它的效应衰退之后，甚至会形成前功尽弃的不良状态。

　　我注意到有不少学者，包括今天到会的周天勇教授都已经在自媒体和其他可能发声的场合，强调这方面的认识，我完全赞成。因此这就要对短期的快变量跟中长期的慢变量对接，形成清晰的认识，现在短期的政策快变量的效应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来贯彻三中全会部署的2029年要完成的三百多项任务--这是整个中国改革中的新一轮部署，还要有后面进一步推进的改革。

　　从现在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务实地说一些大家都关注的情况。比如最敏感的、中国过去一直评价为“牛短熊长”的股市，现在有了新局面。虽然有人问，是不是真正的牛市？我自己的观点非常明确，从2700点上到3000多点，最高摸到3600点，按照大家公认的定义——股市往上走就为牛，它显然是牛市特征，但是还得承认，现在这种牛市，还是过去我们就知道的政策牛、资金牛、消息牛、板块轮动投机牛的因素都被调动起来以后的表现，至于说大家期待的健康牛、意愿中间的慢牛，能否真正形成？需要依靠什么？我认为不能只靠政策，一定还要靠改革，要靠改革使广大的企业，以上市企业为代表的这些市场主体，真正活起来，真正形成更高的绩效水平，这样形成整个经济基本面对于股市可持续的长久支撑，那才有希望对接于健康的慢牛。实体经济的层面上，我们怎么样通过改革真正把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高标准营商环境打造出来，实话实说，还有一系列的堵点和困难必须化解。

　　比如，中央说的两个毫不动摇到底怎么样落到实处，民营经济“自己人”定位怎么让大家感觉是在实现之中，就是中央说的可感可及；中央现在特别强调的耐心资本，那当然就是长期主义行为模式的资本运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种，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非国有资本，还是外资，我们都希望它表现为长期主义的耐心资本），这都需要有改革，来给这样一个过程形成实质性的支持。否则往往就是有了概念，但还是飘浮在半空。

　　又比如说，我们看着房地产大家关注的中央明确要求它总的态势要止跌企稳，现在已经表现了这样极大可能性，我个人认为不会像有的评论者所说的还要3-5年才能完成房地产市场筑底过程。但是房地产市场如何在这轮政策支持之下能够相对快地总体而言止跌企稳？还会有波动和明显的差异化，但是一定要对接到怎么打造中央早就强调的房地产业发展的健康长效机制，那就要对接到早已经由中央明确表述的攻坚克难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也就是深层改革才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住房双轨统筹制度安排进一步优化的改革，还有跟它配套的对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必然长期双轨运行的挑战如何真正高水平解决的改革，以及未来我们要更好配合着地方税体系打造和深化全面改革的要求在税制方面实施的动真格的改革，都是不可回避的。

　　这些中央都是有明确指导方针的、于中长期改革大方向下的各种要领。我认为要使之和现在的政策操作尽可能高水平有机结合，所有我们现在要发挥的短期政策的效应，要结合着努力克服种种阻碍因素，对接政策的进一步尽可能高水平贯彻，让它们的效应更充分地发挥，就都必须寓于实质性的改革当中，这样短期的快变量和中长期的慢变量形成一个实际上的接力，形成一个结合在一起的支持中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打开新局面的过程。

　　我今天发言的基本结论，就是必须积极地以短期政策发力，对接中长期改革，从而支持中长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正确解读当下令人兴奋又有些观察者感到惶惑的政策发力局面的底层逻辑。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个底层逻辑，全力把短期和中长期衔接好。

　　我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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